编者按：“实话实说”是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品牌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先后围绕戏剧、影视、曲艺、美术、书法、音乐、杂技等艺术门类开展研讨，在全国文艺评论界具有较大影响力。4月，省评协联合省舞协、南通市文联、海安市委宣传部，聚焦新时代舞剧创作，邀请十余位专家学者交流探讨、建言献策，旨在全面总结新时代舞剧成绩，促进江苏舞剧艺术繁荣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

文化记忆的现代解读

——当代中国舞剧的语言重塑与民族表达

文|夏静

文化记忆作为传承文化，建构认同的重要载体，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精神核心、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当下的中国，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和文化，探寻文化认同建构的新方式，这其中也包括构建中国特色的舞蹈文化。当代的中国舞剧通过叙事重构、赋形呈现和精神构筑等艺术解读策略，让过去以记忆的形态与现代产生互动，在塑造物化形态的文化传统同时，通过新的背景、新的生平和新的回忆获取新的含义，使舞剧创作真正成为连接不同家庭、群体和世代的情感纽带和艺术力量，以此进行民族文化价值的构建和民族文化身份的整合。

一、经典改编中的叙事重构

根据小说、话剧、神话传说等经典文本进行改编，是当代中国舞蹈创作经常使用的方法策略。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经典文本不仅为舞蹈，尤其是舞剧的表达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拥有较为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也能真实地记录文化经验，深刻地反映对人生的哲理思考。而这些都让舞蹈作品具有了前置性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品位。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舞蹈对经典文本的改编，既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表明了主体对于前文本的认同，其核心是对于这种文化形式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同时它也代表了当代群体对于过往经典的记忆整合和主体阐释。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因为成长经验、心理印记和社会文化意识的个体差异，在面对前文本时便会自然地产生顺应当下的内在投射，从而以再创作的视角和全新的立场，通过叙事重构的方式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再生产当中。

舞剧《祝福》剧照

鲁迅，算得上是舞蹈改编频率较高的文学作者。他的作品通过直面人生，倡导独立精神和自由人格，旨在以文学为载体推动社会文化的启蒙，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以鲁迅作品为母题或范式进行改编，对于舞蹈艺术参与民族文化记录，融入集体记忆的时代构建，践行文化内涵的个性化解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一批根据先生原作改编的舞剧问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蒋祖慧创作的《祝福》。编导将心理描写作为整部舞剧叙事的重点。在舞剧第二幕中，贺老六和祥林嫂的情感摩擦和思想碰撞通过双人舞和各自的独舞形式，不断变化、层层递进。体贴、同情、宽容，儒家思想的道德观与中华民族的含蓄内敛在男女主人公的情理转折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舞剧情节推进的关键。同样是取材鲁迅作品，近四十年后，2019年由黄德俊创作的群舞作品《彷徨》则完全走上了另一条改编道路。他将鲁迅先生及其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狂人汇聚在同一舞台时空下，以消解作者世界与文本内部世界之间的主客关系为前提，使原著中的自我与他者在平等的关系中展开交往对话。他们形态癫狂、麻木，情态懦弱、质疑，编导通过模仿小说原型的方式汇聚原著的精神力量。在文本吸收与置换的过程中，让作品的历史性与现实性贯穿其中，从而再现原作精神，即对国人灵魂的冷峻审视和对腐朽旧中国的深刻批判。

除鲁迅外，以巴金和曹禺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也多次以舞蹈的形式呈现于舞台。例如：根据曹禺作品改编的舞剧《雷和雨》《日之思》和《原野》，根据巴金作品《家》改编的舞剧《鸣凤之死》和舞蹈《凤悲鸣》，等等。同题作文之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舞蹈创作者对于原著精神内涵的尊重与保留，并以嵌入的方式在这些经典文本中找寻思想的栖息之所；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每一个舞蹈创作者在转义、解构和创生的过程中对于实现个人风格印记的努力。对个人和民族而言，以经典文本为载体的文化记忆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不仅跟个体或者民族的历史和经历紧密相连，也跟如何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去解读那些历史和经历紧密相连。每一次解读，这些被视为经典的过去都会因主体意识的发挥具有了新的含义，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新的背景、新的生平和新的回忆。同时，每一份增加的文本也都会为即将诞生的新文本，以及它的创造者丰富即将穿越并阐释的记忆空间。舞蹈改编经典的创作行为不是一种自发的结果，而是对于民族表达的自觉建构过程。

二、观念传承中的赋形呈现

舞蹈艺术与文学、美术、音乐等体系一样，自身的开放性确定了它可以是一种文化的主导性意义生成过程的一部分，并跟其他象征体系产生互动。在展现个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时，舞蹈的创作通常会取材或借鉴那些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记忆理念，通过具体、直观、实在之形，从叙事结构和情节模式的设计，到身体语言、舞台美术、服装道具等方面的呈现，再到互文性艺术空间的建构，以一种凝练的美学形式作为现实载体再现这些理念。学者刘悦笛在谈到如何评价当代中国艺术的问题时，认为“当代中国艺术的评价起码要具有双重标准，就是‘本根的创造性’与‘意义的复合性’。”即中国舞蹈之为“中国舞蹈”，首要的条件在于它是否具有自本生根的创意，是否蕴含本土文化的意味。作为舞蹈表达的主要载体，舞者身体运动方式和韵律的“本土性”应是判断作品“中国性”的基本标准。“它不再是狭义的学科视野中的古典舞或民间舞，而是逾越了‘民族’鸿沟却又恰恰代表了‘民族’的舞蹈形态。”

舞剧《俑》剧照

新生代编导田湉的《俑》系列可以说是自带民族气场的作品。根据编导本人的叙述，《俑》系列中的身体舞姿都可以在古代文物中找到原始出处，均是从历史语境中提取典型的身体形态特征所进行的艺术创作。作品中，历史人物似乎以动态的方式复活过来，拧腰腆胯、左折右倾、前俯后仰、折腰翘袖等姿态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汉代陶俑和人物画像。从形态分析的角度，编导立足对历史的重建，很好地还原了形态来源；从创作思维上看，她又用自己对于形态的“新解释”嫁接起了历史身体与当代表述的联系，在审美讯息和形态指向的追问中，走向一种具有思辨性的艺术尝试，用饱含历史意识的视角审视民族的身体、文化的身体，去探索一个指向未来的、更加宽阔的精神世界。

除了身体语言的赋形，当代的中国舞蹈也从未中断过对于其他表现形式的探索，创作中的赋形思维更多地增添了对于多维表达媒介的考量与应用，即通过拓展多项表意方式构筑文化记忆的具象化空间，从而在形式与内容的共谋中对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作出回应。例如：舞剧《醒·狮》中，短桥寸劲、阔幅沉马的南拳武术动态，以“狮头”龙骨的解构为主题的舞台装置，以及粤剧鼓乐与古战场擂鼓作音的节律节拍；舞剧《杜甫》中，夸张放大数倍的巨大车轮、横竖线形构建的巨大官服样式的舞台背景，以及长达数米、大气精美的宫女衣裙。从根本上讲，编导在艺术赋形过程中对各种构成元素的选择和应用，不只是完成现实生活的还原以及效果逼真的追求，更是要使各构成元素上升到增强感染力，进而深入表意象征的层面，对文化主题和精神内涵进行赋形。依靠赋形思维，声音、色彩、服装、灯光、形态、装置等多种元素都从各自的表意功能上对主旨进行强化和渲染，在作品的内部协同身体语言，建立起一个象征意义的表达体系。各个元素相辅相成，使主题呈现立体感、多感觉的足意效果，最大限度地强化创作者的表达意图。对于创作者而言，它们是最准确的自我表达，是个体记忆和群体认同的纽带；对于观众而言，这些来自听觉和视觉的感受是唤醒记忆的现实载体，是他们与作品产生审美共情的链接。

舞剧《醒·狮》剧照

三、现实题材中的精神构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仅体现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同时也体现在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从革命历史题材《闪闪的红星》《红梅赞》《八女投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到社会现实题材《深圳故事》《额吉》《英雄小姐妹》《铁人》等，创作主体力求通过关联具体情境和群体，站在当代人的认识高度、思维水平和审美趣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代表性事件和人物。在深度感知的基础上把握事件的精神内核，并赋予它们属于新时代的新生命。对于当代现实题材舞蹈作品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一层是具象原型，另一层是向心求索。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所谓原型，就是人类或一个文化圈内人之集体共同拥有的原始意象，因为被反复使用而具有约定性内涵所指的象征或象征群。作为舞蹈创作中的一个因素，原型可以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或者是一种可以从较大同类范畴中抽取出的情感或思想。在集体记忆的时空概念中，原型的使用可以使艺术作品与相应群体之间的审美活动处于一种充盈着情感和价值观的共生关系中。比如舞剧《英雄儿女》中，导演选择了电影《上甘岭》中的经典歌曲《我的祖国》作为意象原型。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王成和王芳兄妹双人舞舒缓、悠扬地展开，舞美配合呈现家乡河流的画面，灯光转为明亮、辉煌的暖色调，营造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和至亲情感的意象情境。创作主体通过人们对于歌曲记忆的嫁接，即便没有任何歌词和戏剧情节，双人舞段与“一条大河”的乐音相融相生，仍然唤起了人们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挚爱。再比如，由同名电影改编而来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李侠和兰芬这对红色恋人对于爱与信念的追寻，是编导叙事表达所依据的情感原型。李侠和兰芬作为无数革命者的代表，有血有肉，也会伤心，也会痛苦。他们之间既有着相依相偎的爱情，也有着柴米油盐的琐碎。充满烟火气的弄堂，简单朴素的居所，风雨如晦的街道，暗流涌动的报馆……，这些既是他们的生活之所，也是他们的革命阵地。编导通过塑造真实的人物，传递平凡的情感，阐发“唯爱与信念永存”的价值观念。每一个观众都能从他们的朴素情感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种由心灵生发的情感共鸣可以超越年龄、超越时代，甚至超越国界。

具象原型，瞄准的是集体潜意识中的价值坐标，而向心求索则是一种经由创造来确证自己能力、使命和本性的认知过程。它的终极目标锁定在认知后的精神建构。内省和反思自身是人的思维本性，这在具有强烈自我观念和生存意识的艺术家这里，更是如此。面对现实题材，舞蹈艺术家关注的重点不应是要描绘什么，而是要把表达什么放在首位。“艺术好比显微镜，艺术家拿了它对准自己心灵的秘密，并进而把那些人人莫不皆然的秘密搬出来示众，”因此，这种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艺术探索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

2005年编导佟睿睿创作南京大屠杀题材舞剧作品《南京1937》，2017年她又推出了同一题材舞剧作品《记忆深处》。时隔12年，同类型题材的作品，因为时间的推进、心境的变化，以及审视角度的调整，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舞蹈表达样式。《南京1937》的切入点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对于惨案的历史追寻。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突出的是女主角目睹战争真相的心理过程。而《记忆深处》挖掘的是“记忆”，个体的记忆、国家的记忆、民族的记忆和世界的记忆，舞蹈的表达直接切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作为舞剧叙述的线索，张纯如的独白串联起救助者、受难者、幸存者和否认者等各个维度和视角，从人性的层面穿梭历史的伤痛，控诉战争的罪恶。

舞剧《记忆深处》剧照

同一题材、同一编导，不同的选择和处理体现出当代中国舞蹈编导在艺术创作中所践行的问题意识和反思品格。而这两者恰恰是中国舞蹈家摆脱刻板认知，强调自我意识的现代性表现。正如韦伯所明确指出的，“艺术承担了为生活提供意义的重要功能。”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一种艺术样式，当代舞蹈的表达就是生产意义的实践，一种独特的表意实践，它通过创造特定的身体语言、艺术符号和象征来阐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及其意义，并且担负着构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功能。

结 语

从建国之初的借鉴西方经验，到改革开放后的追逐时代新声，再到如今探索艺术意象的民族构建，中国舞蹈关于自身文化身份的思考在现代实践与历史书写的有机结合中逐步明晰起来。从美学的角度，引入和接纳主体精神的反思性观念和视角，敞开更多的可能性空间；从发展的角度，借鉴和汲取传统文化的历史感记忆和意象，有效对接当代中国的鲜活现实。无论是空间度量还是时间意向，当代中国舞剧对于文化记忆的现代解读实践，充分反映出其在现代化与民族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和本土价值。而这也正是中国舞蹈走向成功、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作者简介

夏静，艺术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跨媒介舞蹈创作理论。